20世纪初,全国农业农村蔓延的衰落情势引发了知识界团体对于救济农村的广泛社会行动。其后,全国各地域乡村工作者一致有意成立一个全国乡村服务人员的联合组织。1933年、1934年、1935年连续三年,在梁漱溟、晏阳初、黄炎培、章元善等人努力操持下,先后召开了三次全国乡村工作会,参会团体和参会代表覆盖全国南北各地,中央党部,中央政府农业、教育、金融等部,地方政府、媒体及外国人士多有参加,影响声势浩大。然而,在当时形势下,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却始终维系着一种松散的联合体的状态,没有在官方注册为一个合法社团。各个乡建团体基于不同的政治环境立场出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不同,在乡村改进的解决路径、追求目标、工作侧重点、运营机制等方面有着诸多分歧,很难对整体的乡建运动有一个整体的把握和方向性的推动。乡建工作的“孤岛”现象依然没有改变。